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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本质上是对公民财产权利的强制、无偿的剥夺，需要以法律形式来规范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征纳关系。在当代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使用财政资源为公民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务，通俗地讲，政府承担着“花钱者”的角色。同时，它也承担着“收钱者”的角色。由于掌控着财政资源的使用权，在缺乏限制的情况下，政府事实上也成为一个“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税种开征、改革的权力完全交由政府而不加任何限制的话，政府的征税权力便很有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扩张，而公民的财产权利却会因此受损。因此，税收法定主义认为，税收征纳关系的确立需要以人民的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事实上，在政府和纳税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如果没有法律的规范，而仅由政府来制定税收法规并依据这些法规征税的话，很可能会导致“政府的税收权力越来越大、税收收入越来越多，而其提供的公共服务却越来越少”的状况。

　　目前，在我国税法体系的20余个税种中，只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是全国人大审议立法的，包括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在内的其他税种都是“条例”、“规定”等法规和规章，这显然既不利于从制度层面上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也影响着税法的效力进而影响着财政收入的实现。同时，从国际税收理论看，一个国家征税会产生国家与国家的税收分配关系，调整这种分配关系只能是议会通过的法律。在国际交往中，由于世界各国的税法都是以法律形式颁布的，我国以“条例”形式规范的税法往往不为国际认可。因此，税收“法规”的存在事实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

　　从当前来看，车船税在我国的立法条件已经成熟。在我国，车船税已有了60年的征收历史，60年中，无论税种的名称如何变化，对小汽车的征税一直都采用按“辆”规定幅度定额税率的办法。从此次公布的草案来看，其引起争议的焦点“按排量征收”实质上仍属于“按辆征收”。尽管考虑到节能减排的要求，草案中加进了“排量”的因素，但总体而言，其对小汽车仍采取“每一辆车定额征收”的方法，并未直接以其价值作为计税依据。因此，“按排量征收”与“按辆征收”本质上是相同的。60年下来，车船税的基本要素、征收办法已经为人们所熟知和接受。而此次车船税的立法草案又主要沿袭了原有“条例”的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车船税的立法条件已经很成熟。

　　而此次公布的车船税草案最为重大的意义正在于“立法”而非税制要素的改革。尽管人们更多将目光投向“按排量征收”等要素的改革，并未给予车船税“立法”足够的关注，但毫无疑问，车船税“立法”对于保障公民权利、规范税收征纳关系，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意义远重于计税依据等“要素”的改革。事实上，车船税的立法仅仅是我国税收立法工作的一个开始。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包括各个税种在内的整个税法体系均应上升到法律高度。尽管从当前状况看，这一目标不可能立即实现，但这至少应该成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车船税，我们应搁置争议，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原则，加快其立法进程。